中华民国（1912～1949年）
中华民国的建立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，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。加之国家连年战争，社会动荡，经济衰退，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，远远落后于欧美、日本等，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。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，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。与此相应，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“中医”、中药”之称，对现代现代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“西医”、西药”。
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，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，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。在学术医药工作者奋发进取，尽管困难重重，本草学或中药学仍然有所发展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著有260多种，体例新颖、类型多样、注重实用。由于它们的论述范围、体例、用语等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，或为了通俗的原因，一般都不以本草命名。其间综合性中药著作和讲义较多，内容多数偏于临床实用。前者以蒋玉柏《中国药物学集成》较有代表性。该书有总论、各论两大部分。总论概述了中药有关基本理论知识；各论按功效分类，分别记述了400余种药物的别名、气味、形状、功用、制法、有毒无毒、用量、禁忌、处方等。其体例和内容与前者基本相似，但简明实用。如秦伯未《药物学讲》，发散、利尿、理气、理血、温热、寒凉药等12类加以介绍，如张山雷《本草正义》，属于传统药论性质。该书结合人用药体验论述了中药的药性、功用以及鉴别、炮制、煎煮法等，有较好的影响。
属于传统的地方本草亦有多种，以肖步丹《岭南采药录》、高宗岳《泰山药物志》较有特色，也丰富了药物的品种。食疗本草有较大的进步，大多内容丰富、实用。如秦伯未《饮食指南），以传统、简要为特点；杨志一、沈仲圭《食物疗病常识》、陆观豹《食用本草学》，则多为经验之谈。其他方面，如经曹炳章据清末郑肖岩所撰《伪药条辨》补订而成的《增订伪药条辨》，载药110种，就产地、形态、气味、主治等以论述或比较，为辨识药物真伪优劣提供了宝贵经验。杨华亭《药物图考》，摘引本草文献，对药物品种作了科学的考证，并附有图谱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炮制制药方面，如杨叔澄《中国制药学》、周复生《增订药业指南》，有关内容均较切合实际。当时的中药学著作，除了传统的表述外，还产生了中西药汇通之作。汇通派医药学家，利用自然科学和现代医药学的某些成果，补充表达中药的基源、成分、功效及其药理等，或以中西药理互为解说；其间深浅、得失参差不齐。在各种著作中，以郭望《汉药新觉》、温敬修《最新实验药物学》及阮其烃、王一仁、董克仁的《本草经新注）等较有代表性。
鉴于此期中药数量众多、知识广泛，对中药的学习与传播已有诸多不便，故不仅便读、歌括一类中药入门书籍不少，而且新产生了中药辞书。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陈存仁编著的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。全书270万字，收药目4300条，每药分别介绍命名、古籍别名、基本、产地、形态、性质、成分、效能、主治、历代记述考证、辨伪、近人学说、配合应用、用量、施用宜忌、参考资料等21项。资料丰富、全面，汇集了古今有关论述，并有附图。它是中药发展史上第一部大型辞典。除上述外，反映在本草或中药学术的进步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：功效和主治已明确分别开来，功效表述较准确，增加了中药剂量，以及逐渐用科、属、种名表示中药基源等。
一时期药用植物学、生药学已成为研究植物类中药的自然来源（分类）、性状或鉴别等新兴的学科，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如赵燏黄《中国新本草图志》、《祁州药志》、《现代本草生药学》和裴鉴《中国药用植物志》等，均很有代表性。与此同时，也从化学成分、药理等方面对若干常用中药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。其中以陈克恢对麻黄成分、药理的研究最深入，而且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。其他学者对洋金花、延胡索、黄连、常山、槟榔、鸦胆子、益母草、乌头、川芎、当归等百余种中药进行了成分、药理或临床研究，开拓了中药现代研究的道路。
民国时期有许多中医药社团、院校，虽属民办，但在传播学术、交流经验，培养人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1927年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，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普及与发展，在研制药品、防治疾病中，大量采用中医药，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。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基础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（1949年～）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，制定了以团结中西医和继承中医药学为核心的中医政策，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展中医药事业。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中国经济、文化、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，中药学也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。
从1954年起，国家有计划地整理、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本草古籍，计有《本经》、《新修本草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纲目》等数十种。60年代以来又辑复了《吴普本草》、《别录》、《新修本草》、《本草拾遗》等十余种，对研究和保存古本草文献有重大意义。
随着中药事业和学术的发展，新的中药著作大量涌现，范围广、门类齐全。其中一批中药著作反映了当代水平：①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写的《中药志》，原书分四册，修订后全书分六册，其中一、二册为根与根茎类，收载药物206种；三册为种子果实类，收载药物138种；四册为全草类，收载药物135种；五册为叶、花、皮、藤木、树脂、藻菌、其他类，收载药物148种；六册为动物、矿物类，待出。每册药物均附有墨线图、照片及彩色图照。每一药物介绍了历史、原植（动）物、采制、药材及产销、化学成分、药材鉴别、性味及功效、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、附注等内容。②70年代由《全国中草药汇编）编写组编写的〈全国中草药汇编）共收载中草药2288种，附墨线图2100余幅。各药介绍了来源、形态特征、生境分布、栽培或饲养要点、采集加工、炮制、化学成分、药理作用、性味功能、主治用法、处方等，内容全面、简要。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全国中草药资源与应用。③经过长期努力由江苏新医学院编写的《中药大辞典》，共收载中药5767种。每一药物分药名、性味、归经、功能主治、选方”、临床报道、各家论述等19项加以记述。它包含了所载中药古今有关内容。④由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编纂委员会编著的《原色中国本草图鉴》，全书共25册，收载彩绘中药的5000种，并附文字解说，包括基原、植物（动物）形态、采集加工、化学成分、药理、性味效能、主治用法、用量、附注等内容。⑤由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、云南省药品检验所等编纂的《中国民族药志》首次介绍了中国多民族药物1200多种。每一药物分民族药名、来源、民族药用经验、药材检验、科研资料等项，具体介绍了药物的基原、学名、药用部分、形态及附图、历史现状、功用，以及成分、药理、临床应用等。此外，徐国钧《生药学》、谢宗万《中药材品种论述》、刘寿山《中药研究文献摘要》等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药研究成果，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。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政府先后多次组织力量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资料的搜集。这些成果大部分都反映在全国和各地中药志或药用植物志、动物志等著作中。现已知中药资源总有12807种，其中用植物11146种，药用动物1581种，药用矿物80种。在中药资源调查基础上，一些进口药材国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显著成绩，如萝芙木、安息香、沉香等已在国内生产。中药资源保护、植物药异地引种、药用动物和药用动物的驯化及中药的综合利用也颇见成效。西洋参、天麻、鹿茸、熊胆和人参、钩藤等就分别是这些方面的典型事例。
中药的现代研究大多取得了瞩目进展：①中药的基本理论得到了系统、全面整理，对药性、归经、十八反等作了大量研究，十八反的实验研究取得较大成果。但这方面的研究难度较大，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。②生药学和中药鉴定学，在中药鉴定方面除一般来源、性状鉴定外，还普遍采用显微、理化等手段。而且鉴定技术已向用少量检品达到迅速、准确的方向发展。③通过中药炮制技术与原理的现代研究，中药炮制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。与此相应，对许多中药的炮制、作了改进和规范，并采用了许多先进的设备与技术，提高了饮片质量。④建立了中药化学，对中药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。多数常用中药明确了主要有效成分，部分弄清了化学结构。⑤建立了中药药理学。对多数常用中药的药理进行了系统研究；抗菌、抗病毒、抗肿瘤、解热、利尿、降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药物筛选。过去不被注意的多糖类、鞣质、氨基酸、多肽等，现己发现有多种生物活性。它在阐明中药功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③随着中药制剂的发展，新剂型的增多，以及质量检测控制手段的提高，中成药生产已走向现代化。
为了统一制定药品标准，卫生部及早成立了药典编纂委员会，后改为中国药典委员会，于1953年、1963年、1977年、1985年、1990年和1995年先后出版发行了六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。从1963年开始，药典分“一部”、“二部”编写。“一部”为中药部分，主要收载中药材、中药成方制剂，另有凡例与附录的制剂通则、中药检定方法等。所收载的中药各版均有调整。1995年版药典“一部”共收920种，其中药材、植物油脂等522种，中药成方及单味制剂398种。有关中药内容，根据品种和剂型的不同分别依次列有：中文名、汉语拼音与拉丁名、来源、处方、制法、性状、鉴别、检查、浸出物、含量测定、性味与归经、功能与主治、用法与用量、注意、规格、贮藏、制剂等。附录的内容以及先进的检测方法等大为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国家一直重视药政法的建设工作，先后制定了多个有关中药的管理办法，并于是1984年国家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。药品管理法的颁布对保护人民健康，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事业，提高中国药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。
中医药教育、科研事业有了空前发展。中国现有20余所中医学院、药学院设有中药专业，近60所医药学校、卫校设置了有关中药的专业；国家一级和许多省市成立了中医药研究院所。在开展科研和人材培养（含药剂士、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、工程师、药师等）等方面发挥了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中医药学的中、外交流增加，近三十年来这种交流尤为频繁。国际中医药学术会如亚细亚中医药学术大会、国际中草药学会均召开了多次。中外药学科研人员互派或应邀进行学术交流也不少。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，使中药学在国外也日益受到重视，除日本、朝鲜、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使用与研究中药防治疾病外、在西方一些国家也逐渐采用与研究中药防治疾病。
凡此种种，无不标志着中药科学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，同时也展示了中药事业光辉而广阔的前景。
